来源：中国科学报

　　虽然国际上有爱思维尔、斯普林格这样的案例，但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办期刊看成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和商业行为，还需要从国家长远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进行整体规划和政策上的扶持，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有效地进行追赶和超越。

　　■中国科学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四川农业大学官网上刊出一则题为《学校奖助陈学伟研究团队1350万》的消息，其中提到，学校对陈学伟研究团队进行了表彰，发出共计1350万元的奖励和支持经费。据悉，陈学伟研究团队在《CELL》上发表了题为“A natural allele of a tranion factor in rice confers broad-spectrum blast resistance”（一个转录因子的天然变异赋予水稻对稻瘟病的广谱抗性）的研究论文。此举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早在2015年，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曾联合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和学术繁荣，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学术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合理引导科技工作者科研成果传播行为，不断优化学术生态，“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便于国内学术界第一时间获取和利用，着力解决我国科研成果在国外科技期刊发表后带来的知识产权、使用权、传播权等问题，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如何？鼓励优秀科研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优先发表有何意义？我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现状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尚智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科学领域进入评价Q1区的也有一部分，应该说国内办的英文科技期刊也形成了一定影响，但是数量比较少，分布在个别学科当中。”

　　“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起步较晚，而且一直是‘作坊式’经营。”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则认为，与我们的科研实力和综合国力相比，我国科技期刊的实力还是落后很多。

　　举例来说，我国有些重要学科的论文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的比例只有25%左右，绝大部分论文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而我国这些学科的科技期刊数量则更少，只占到5%左右。胡升华解释到，这说明相比于我国经济实力、科研投入、科研水平、论文产出等等其他环节，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实力还是太弱，科技期刊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科技期刊数量有限、影响力不足，“直接影响到我国科研人员在发表论文时选择期刊的倾向性。”

　　“国文”发在“国刊”上影响几何 

　　胡升华和尚智丛都强调，《意见》所提鼓励我国优秀科研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上发表是值得提倡的。

　　“科技期刊的数量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在全球的科技影响力的重要方面。鼓励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科技期刊上发表有利于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尚智丛另外提醒道，由于国外的所有期刊都是收费发表的，我国科研人员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在发表后查阅时也要花钱购买数据库。据有关学者统计，这两项费用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

　　“所以说，‘国文’发在‘国刊’上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科研经费，另一方面也对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有帮助。”尚智丛说。

　　尚智丛认为，除了发表论文的期刊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应当使用本国语言撰写和发表论文。“英文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是殖民扩张导致的，并不是英语天然比别的语言更加精确。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我们用汉语表达思想更加精确，特别是在技术工程领域。科学的普遍性比较明显，但技术工程都普遍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民族的建筑技术、民族冶炼工艺等等。现在盲目追求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胡升华也提到，《意见》对科研人员的约束力如何，现在科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国家主管部门和战略科学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希望能够发展我们自己的刊物，但是相当一部分一线的科学家还是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国期刊上。“这是现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如果没有更多的措施助推这一工作，《意见》可能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科技评价“指挥棒”也要转向 

　　“只要我国的评价体系的指挥棒转过来，我国无论是英语办刊，还是中文办刊，其刊登论文的质量都一定会大幅提升。”尚智丛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为例解释道，“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论文是用汉语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那个年代《科学通报》并没有进入到SCI，其学术成果还是为国际学术界所看到和承认，可见同行评价还是以工作本身的贡献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语种和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来评价的。现在我们应逐步转向以代表作为评价指标，实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工作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刊物的影响因子是多少等等，只是一个参考数据，重要的还是同行评议。”

　　“中国科学院已经规定院士候选人必须有一篇代表作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科技评价的‘硬杠杠’如果有所倾斜可能会对《意见》的推行有所帮助。高教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体系的设计上需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胡升华补充道。

　　胡升华认为，要真正提升我国科研的国际影响力，仅仅靠一两本刊物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我国科技期刊的体系。“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任主编的《国家科学评论》在创刊一两年的时间里影响因子已经达到8，在综合类的期刊中排名世界第5，说明我们只要集中精力干事情还是能干好事情的。我们不缺钱、不缺重要的成果，我们缺的是期刊的整体发展战略。”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科研成果的整理、出版和传播一直是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工作领导部门和科学家亲力亲为，对学术出版和学术期刊的布局进行了认真的规划，为学术期刊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并没有把成果发表作为纯粹的企业行为，交给市场去调节，而是集国家的力量，把它当成国家科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去做。当时的科技期刊出版规划是由科学家自己制定的，离开科学家去办刊，期刊是办不好的。”胡升华提示，虽然国际上有爱思维尔、斯普林格这样的案例，但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办期刊看成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和商业行为，还需要从国家长远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进行整体规划和政策上的扶持，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有效地进行追赶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