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一、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的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伴侣周文雍和陈铁军不幸被捕。1928年2月，两人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1928年初，党还领导了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这些起义虽大多数由于敌强我弱、领导者实行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因为这是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的六大
这一时期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党的六大在苏联召开。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大会通过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在党员管理制度和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二、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向赣南闽西进军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首先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边界党的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毛泽东、朱德在连续打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概括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领导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不畏强敌、不畏艰难，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以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先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古田会议和建党建军原则的确立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当时，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共有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针对党内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三、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鼓舞人心的胜利。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受红军胜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1929年4月，他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作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分了田，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1931年2月，毛泽东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四、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A。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17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340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中央红军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征途上。
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此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A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毛泽东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5年10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再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中减员过半。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6年10月下旬，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党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约1.6万人，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遭受重大损失。苏区中央分局继续坚持领导和开展了闽赣边和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到达赣粤边地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其间，陈毅曾写下：“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表达了共产党人面对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许多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他在被押往刑场前慨然绝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走到罗汉岭一处草坪，他环视四周，盘膝坐定，对刽子手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发展为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里，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1936年8月，年仅31岁的赵一曼牺牲前，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的高尚情操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
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
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迎接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
党还注意加强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曾经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濒临覆灭的危险。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对，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