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的一个夜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座二层居民小楼中秘密开幕，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犹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一、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各种力量的艰难探索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其中主要的有1840年至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其他方法，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英国割去香港，日本侵占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中国东北、西北的领土；还勒索中国的赔款，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西方列强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西方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在北京野蛮烧杀淫掠……所有这些，都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一个卖国的、腐朽无能的、扼杀中国生机的政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从这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捍卫中华文明，从未停止过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也好，“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也好，试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光荣地落到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希望。旧的路走不通了，就要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着手，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引发社会大变动的先导。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但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恰在此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
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基本优点，还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等突出优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与此同时，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教师，报纸杂志的记者等迅速增加，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具有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五四运动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1920年三四月间，《东方杂志》等刊登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给予新的有力推动。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道，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
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既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造就后备力量。
在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产党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党的一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B；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
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红船精神就是其重要体现。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让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间奇迹，“敢教日月换新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
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当时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党深刻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党成立不过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具体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会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案，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广大的群众中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这对建党初期工农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农民运动的初步开展
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党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持续的13个月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万余人。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到安源调查，随后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来此开辟工作。1922年五一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这年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接着，湖南党组织又派刘少奇来此工作。9月14日罢工开始，工人提出要求保障政治权利、改良待遇等条件。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反动派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杀害时，身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二七惨案中，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此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开始得到加强。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开始建立起来。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涌现出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一批优秀人物，他们纷纷参加了党的队伍。
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县成立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很多地方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9月，湖南衡山县白果地区农民在水口山工人运动的鼓舞和党的领导下，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一系列斗争，树起湖南农民运动第一面旗帜。党还组织了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党领导发动和组织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条件。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党的三大和国共合作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这时的革命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此时的孙中山因依靠军阀打军阀屡遭挫折，陷于苦闷。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国共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党的三大第一次修订党的章程，对二大党章进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
党的三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还组成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局。
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和党的四大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从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
为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
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行，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为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党的四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党的四大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的数量，巩固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
党的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对支部建设提出具体要求，规定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
党的四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原先就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右派重新活跃起来，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始于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有25万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罢工工人成立由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大罢工前后坚持16个月之久，10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不足1000人，发展到年底1万人，不少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为适应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新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要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强调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培养干部。
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军阀陈炯明部和邓本殷部，平息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党还进行了创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尝试。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孙中山支持下，以部分党、团员为骨干，把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受党指挥的革命武装。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在李大钊等人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从1924年初开始，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北京、青岛、唐山等地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1925年10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对北方革命的领导。会后，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到1926年7月，在北京、天津、唐山、太原、北满等地组建了十多个地委和几十个特别支部、独立支部，拥有党员2000多人。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还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运动等。这些斗争显示了北方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打击了控制北京的段祺瑞反动政府。
五、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9月，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开进上海。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规模迅速高涨。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农民运动首先高涨起来。毛泽东于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他们纷纷攻击农民运动，诬蔑其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多取得胜利。群众性反帝斗争蓬勃开展，推动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六、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危局的出现和党的五大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
羽翼渐已丰满的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27年3月，他指使国民党军队逮捕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敌人逼他签字解散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牺牲。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蒋介石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伤亡严重。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冲出，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他与敌人英勇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自述》中，他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
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受尽酷刑，以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陈延年昂首挺胸，英勇牺牲。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坚定表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被捕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辞牺牲，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他英勇就义，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萧楚女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工作时，曾对学员们说：做人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他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革命前行的道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此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在大革命紧急关头，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
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党的五大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湖北、湖南、江西都发生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的事件。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被捕前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积极性非常高，因此获得巨大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说，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力量；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无论在大革命高潮中，还是革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为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惜赴汤蹈火，赢得人民的信赖。
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